保康一村民偷种11株罂粟被查

历时性研究将荣誉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并与美德（virtue）、声誉（reputation）等概念进行区分，可见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New York: Promeheus Books, 2002; Joseph A. Vandello D. Cohen, Male Honor and Female Fidelity: Implicit Cultural Scripts That Perpetuate Domestic Viol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 Vol. 84, No. 5(2003)。

（一）通报批评类处罚型声誉制裁 通报批评是最典型的处罚型声誉制裁。[39]所以从处罚力度而言，公开谴责应重于通报批评，属于通报批评的升级版。

广义上的通报批评不但包含了狭义上的通报批评，还包含了处罚力度更进一步的公开谴责。如上文曾提及的公安机关将卖淫嫖娼人员公开处理的事例，此外也曾出现防疫期间将违法人员游街示众的事例。人格羞辱类处罚型声誉制裁的典型事例是将行政违法行为人游街示众。从文义解释角度，这一规定有可能作为违法事实通知亲属的法律依据。[21]而依申请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由于需要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公开，且公开的对象限于信息公开申请人本身，并未导致信息的公开传播，也就无法实现对声誉产生实际贬损的社会制裁，所以不属于本文意义上的声誉制裁。

[22] 有学者指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目的应是监督行政执法，声誉制裁并非主要的目的。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2002年）中也曾规定建设部对于对规划管理混乱、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破坏严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要给予公开警告。参见Raymond Guillien Jean Vincent, Lexiquedes Termes Juridiques, Dalloz, 2007, p.402。

五、结语 宪法渊源的概念在我国已经存在不短的时间，但一直较多在实体层面泛指宪法的存在或表现形式，尚待与宪法审查机制有效结合。[60]1988年2月27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研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案时，彭真委员长提出：这次对宪法的修改采取修正案的方式，这是美国的修宪方式，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现代宪治首先必须实现宪法的成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构筑宪法审查。就1949年至1954年的过渡时期而言，三大宪章的说法虽然形象但绝非准确。

[1]核心期刊在2000年以前仅刊发过1篇周伟教授关于宪法渊源概念的论文，其基于比较视角提出中国宪法渊源包括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文件、宪法惯例、宪法解释、条约和协议等。艾斯曼（Adhémar Esmein）写道：宪法在文明国家中是公法的根本性部分，公法的所有其他部分都建立在她的基础上，私法在以成文法形式出现时也同样建立在她的基础上。

总体而言，英国属于不成文宪法模式且无显著的宪法审查，美国虽存在宪法审查却局限于成文宪法背景。但成文宪法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具体情景中被解释。事实上，不仅宪法而且民法等众多法律部门，都在大革命后全面倒向成文法典化，其原因中最主要的还是人们怀有使法律明确和使全国的法律保持统一的愿望。狄骥、奥里乌等学者都主张建立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为现行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确立宪法审查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审查和解释职能在法理上是其民主权威的必然延伸，而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在事实上也有助于加强人大权威，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开篇第一句如下：法兰西人民庄严宣告恪遵1789年宣言所明定和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与补充之人权和国民主权原则。第二，规则本身在文本载体上具有多元性，即它们出现在复数而非单一文本中。但其根本区别在于，英国缺乏典型的宪法审查实践，只出现过零星的审查案例，[6]更未确立强的司法审查传统，而法国巴黎高等法院则长期进行较为频繁的宪法审查。

[59]不同于第三共和时期，当今法国的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是指根据宪法典规定的修改程序获得通过并对宪法典进行修订的法律。因此，从合宪性审查者的角度出发，较为恰当的策略是，承认宪法惯例的存在，认可它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辅助作用，而不将其作为独立的效力渊源予以强制实施。

自由派在18世纪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将缺少宪法的原因归结为所有的既存的恶。[13]我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遵循成文宪法传统，但在1949年共同纲领时期有三大宪章的说法，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构成了我国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内的根本法。

马岭：《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13]各个时期宪法的汉语译本请参阅周威译：《法兰西宪法典全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因此，法国的法源学说从维护形式法治出发，致力于服务法体系的统一性，这也是必须维护宪法形式封闭性的直接原因。[64]为避免误解和争议，立法机关近年来逐渐抛弃宪法性法律一语，转而采用宪法相关法，但如学者所质疑，有‘宪法相关法，莫非在宪法秩序下还有‘宪法不相关法？参见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这些都使人联想到法国1875年宪法，由此，就需要在理论上追问成文宪法渊源的文本形式。作为实体问题的宪法渊源与作为程序问题的宪法审查形成关联，并呈现出实体与程序相互交融的趋势。

众所周知，以大革命为分界线，偏好制宪的理性主义取代了旧基本法的历史主义，[17]西耶斯所代表的学说主张基于国民制宪权塑造出正当的自由宪法。在我国宪法学说的基本脉络中，基本上自现行1982年宪法稳固确立成文宪法的基础以后，关于宪法审查的讨论才逐渐兴起。

第二，我国目前的法律分类，[63]分类依据较为笼统，易造成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之间的混淆。在此背景下，似乎不宜过分突出宪法渊源的概念，而应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法的渊源，并强调宪法在整个法源体系中的至上地位。

但宪法的成文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少数特例。如学者所说：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于一个拥有成文宪法，并且被确立为宪法权威依据的国家来说，似乎应该坚守成文宪法作为唯一宪法权威渊源的地位。

而内容的开放性则使宪法连通审查对象，通过向后者开放从而使自身获得整合与发展。事实上，随着审查活动的不断展开，宪法团的内容获得不断发展，并不像bloc一词的字面含义那样坚硬和固定。[11]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成文宪法模式，我国自清末立宪以来也走上了不断制定成文宪法典的道路。参见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载《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

因此，它高度综合了当时不同时期和国家的宪法渊源实践，既表达出对形式法治的普遍向往，又启迪着现代成文宪法渊源理论，当称之为宪法渊源的古典学说。形式的封闭性是为了防止审查的恣意性，更防止宪法本身被泛化甚至倾覆。

转致的方法是一种源自大革命的宪法传统，自1791年宪法开始的各部宪法大多仅规定政体问题，同时对人权宣言予以转致性确认。遵守成文法是形式法治的底线要求，[12]因此，成文宪法模式其实表达了形式法治的逻辑，既旨在否定现实主义对宪法渊源的先在性和必要性的轻视，也是为了确保宪法规则在教义学意义上的清晰性、明确性和安定性。

[24] 第三，成文宪法的优越性源于其承载制宪者意志。但宪法委员会为防止受到旧制度时期恣意审查的批评，非常谨慎地确定其内涵，在承认某项新原则时总是施加严格的教义性限制，[40]这些原则必须源于共和政体的立法（législation républicaine），[41]必须根植于共和传统并且具有连续性（未遭后继共和立法的否定）[42]和普遍性[43]，2013年以来的判例还进一步要求其必须与基本权利与自由、国民主权或者公权力的组织相关。

宪法修改在形式上分为修正和修订两种不同情形。具体到我国，宪法渊源只有《宪法》这个独一无二的单一文本。就以色列而言，多部基本法的结构源自制宪决定，其制宪大会在转为第一届议会后决定宪法每一章以基本法的形式由议会分别予以制定和公布。因此，正是1875年宪法的混合性与特殊性，促进了宪法渊源理论的发展。

[56]从《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出发，只存在《宪法》作为审查依据与所有其他文本作为审查对象的区分，二者之间并无交叉地带。（三）宪法渊源的古典学说 从一般宪法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较早形成的系统性宪法渊源理论当以法国第三共和时期为代表。

事实上，新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复数宪法文本的情况。审查者以外的主体都无法参与宪法文本的解释与再解释，不同主体围绕宪法渊源进行对话和商谈的通道也随之关闭，审查权威背后的权力关系支配了宪法渊源本身。

[1]2010年前后，部分学者试图在中国语境下扩张不成文宪法，[2]遭到批评，[3]由此围绕宪法渊源曾出现一波学理争论。其独特实践完整呈现出宪法渊源变迁与宪法审查发展在历史演进中的双重变奏，不仅能够丰富宪法渊源的一般理论，也对我国避免各种理论陷阱具有参考意义。